来源：原创 作者：郑晓江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主要以儒释道（道家道教）为主体，它是一种以生命问题为核心，以人性论与道德论（得“道”论、佛性论）为两翼，以成圣成贤（得道登仙成佛）为终极目标的学说体系。其根本的理论宗旨在于通过对生命本质的求索，证明人之本质是道德性（或与道之同一性、或为佛性），从而使人们超越现实的具体生活而达到生命存在的本真，并进而成圣成贤、成仙了道或成佛。
（一）儒家的安贫乐道。
孔子曾经自道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四书集注》本，朱熹注，岳麓书社1989年版）又曾称赞颜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四书集注》本，朱熹注，岳麓书社1989年版）在艰苦贫乏的物质生活中，颜回独能保持快乐；而他人见其如此，有不胜之忧虑。孔子不仅生活艰难，且时常困顿，其他的人在此境况下早已是愁眉苦脸了，而孔子却独能乐亦在其中。这并不是说，孔颜皆自足于贫贱困境，喜欢这种十分艰苦的日常生活，而是他们将生活之状态与生命之境界严格地加以区分，认为在生命的层面去“求道、得道”并能“守道”，就能获取最大最根本的人之生存的价值，故而可乐。而日常生活中的状态是贫还是富？是达还是穷皆无足道哉。因之，宋大儒周敦颐写道：
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周敦颐全书》卷三，第14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版）
“小”与“大”之区别，正在于生活与生命之分。人是贫是富是贵是贱是生活之事，而所谓“心泰”则是生命之事。周子认为，生活中的性质有不同，关键在“处之一”，即人们无论在富贵里还是贫贱中，皆能以生命之价值为重，而视生活为次；生命的满足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生活状态如何则是可以不必在意的。由此，人们便可在贫穷困苦的生活中保持人之精神（生命）的大快乐。
（二）道家的“与道为一”。
老子云：“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新解》杨润根著，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一”者，道也，人们若能与“道”为一且不离，就能复返“婴儿”之天真且无知无欲无为之生命之境，是谓“玄德”。人对“道”之所“德”，实际上便是将肉体感性之生活完全合一于生命中之“道”，如此，便将人的有限之生活由“道”的无穷之途径而趋于生命存在的无限，是为“长生久视”，是为“死而不亡”。由此，现实的日常生活在道家哲人的眼中，也被置于次要之地位，只有那种有“道”之生活，即表现生命永恒之生活才是有价值的，而无生命之“道”的生活不啻如粪土一般：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曰：“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迁著，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495页）
追求生活与生命之道合一，使庄子拒绝了“厚币”与“卿相”之诱，宁过一种“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的生活。可见，儒道思想差别很大，但在凸显生命价值高于和重于生活意义这一点上，两者却是共通的。当然，道家亦有其与儒学的不同之处。其思想虽然也以推崇人之内在生命为主，强调人们应该“清心”、“寡欲”，但同时也十分重视人们的世俗生活，只不过道家的思想家们追求的是一种艺术化的世俗生活（实为与生命之道合一的生活）。所以，老子要求人们复返“赤子”与“婴儿”的状态，过一种无知无欲的自然无为的生活；而庄子则要求人们摆脱一切观念的和现实社会的约束，是为“无所待”之“逍遥游”——绝对的精神与行为的自由，此即与“道”合一的生活，其理论宗旨仍然是要人们透过日常生活去显露生命存在的本真。
（三）佛教的“涅槃”
佛教与儒道的区别当然很大，但它们在视生命存在高于一切的方面则有共通之处。儒家视人之道德生命至高无上，道家视人之得“道”之生命为最高；佛教则把人们实现“涅槃”的不生不死之永恒生命当作人生最高追求。佛教不仅指人们的日常生活无意义皆空幻，而且认为人们的现实生命亦无价值，亦空幻。因此，人们必须放弃世俗的生活与生命，趋于“涅槃”之境，此时此地，人们的生命获得了最高价值，生活也臻于最大的意义——是为不死不生之永恒幸福。《游行经》云：“佛为海船师，法桥渡天人。亦为自解结，渡岸得升仙，都使诸弟子，缚解得涅槃……戒定慧解上，唯佛能分别，离苦而化彼，令断生死习。”（《佛教十三经》骆继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可见，儒佛道三家都强调对人的世俗生活必须有所规范和限制，当然，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以礼仪规范来克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欲望，但不否定人们的日用庸常的意义；道家以“无为之道”为人们生活的核心，要在使人之生活艺术化和美学化；而佛教则以清规戒律来窒灭人们世俗的追求，要求人们放弃生活返归生命。一为入世，一为遁世，一为出世，但却都表现出以光大人之生命（此生之生命与来生之生命）存在而贬抑人之世俗生活的品格。
（四）道教的“福禄寿”。
至于中国本土生长出的道教，则又与儒佛道有所区别，它主要是沿着道家不拒绝世俗生活的路子走下去，从“保身全生，以尽天年”、“自然无为”、“逍遥之游”、“神人真人仙人”等等观念发展成一种极为关注普通百姓之日常生活的宗教系统。简言之，道教以求人间之“福、禄、寿”为宗旨，创设出一整套的仪式、法术、神仙系统，包括内丹外丹等等。所以，与儒、佛、道家的观念皆只重人之生命不同，中国道教对现实中人的世俗生活给予了最大的关注。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道教并不是忽略人之生命，只是把人之生命与生活融为一体，认为人生活本身的满足便是人生命的安顿之处和最大的价值所在，《列子·天瑞篇》云：
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成 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诸子集成·列子注》，上海书店1990年版）
“常”与“终”实为世俗生活中所现之“道”，一个人只要是在生活过程中安于所处，足于所获，便能够远离忧愁获得快乐。不过，《列子》一书仍有着浓厚的道家气息，后演变成《冲虚至德真经》，成为了道教的经典。道教的宗旨就在于从求得人们世俗生活快乐与幸福出发，运用咒法、符录法、斋醮、内外丹、“服气”、导引、辟谷、房中术、行善修德等等，来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皆成为有福之人、有禄之人、有寿之人，甚至“白日飞升”，成仙了道。这些世俗生活上的极至状态，在道教思想家看来，也就是人之“性”与“命”的最完善的境界。
可见，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发展而出的儒、释、道（道家与道教），在人生问题上，既有相同的地方，亦有相异之处。不过，在思路上则基本上有二种类型：儒家、释家、道家皆重生命安顿生命本真生命超越，而道教则重生活的快意与幸福，这可以说是儒家释家道家和道教在人生哲学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由此，二类不同的观念存在着一定的相斥性。不过，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亦是其优异之处，就在于她的融会贯通性，四种最为主要的思想资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既相斥亦相合，既互为批评又相互吸收，从而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并对传统社会里的中国人产生了极大极广极深的影响。
如果做一价值的分析，则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儒佛道（家）皆偏重于“生命”存在而比较地忽略人们日常的感性“生活”；而道教则偏重于人们感性的日常生活而忽略了人内在生命的存在面。应该说都有其优长的方面，亦有其问题的一面。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古代转向现代，会发现在生命与生活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偏向：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所坚持的生命高于和重于生活的观念相反，人们大多倾向于、埋首于、专注于物质性的感性生活而忘怀了生命的层面，从而常常出现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