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研究，一向给人以神秘而晦涩的印象。侧重挖掘人类心理深层的文艺作品，如现代派绘画、诗歌、意识流小说，无不与焦虑、抑郁、幻觉、狂躁、变态等关键词紧密相关，而比较通俗的以“心理分析”著称于世的电影经典之作《沉默的羔羊》、《雨人》等更可见大众普遍观感之一斑。事实上，一个多世纪的心理学研究状况的确如此，美国心理学家MyerS作过一个统计：对1887年至2000年《心理学摘要》(PSychological Abstracts)电子版的全部论文进行搜索，涉及“焦虑(anxiety)”的论文有57800篇、涉及“抑郁(depreSSion)”的有70856篇，而涉及“喜悦(joy)”的仅有851篇、涉及“快乐(happmeSS)”的也只有2958篇。归类而言，涉及消极心理状态和积极心理状态的论文数之比为14：1。

然而，进入新世纪前后，讨论幸福、健康、快乐、宽恕等积极心理品质的论文数量急剧上升，并几年间迅速在美国形成“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热潮。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席塞格曼(Seligman)在《积极心理学导论》中宣称：“当代心理学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心理学家有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和使命，就是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走向幸福，为儿童健康成长，令家庭幸福美满，使雇员心情舒畅，让公众称心如意。”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正远离上一世纪消极心理学的阴影，飞越疯人院，转入铺满阳光的快乐之路。

走出大战阴影

塞利格曼提出，心理学有三大使命，即：(1)研究消极心理，治疗精神疾患；——新世纪的积极心理学研究(2)使大众的人生更加丰富充实；(3)发现并培养人的天赋。积极心理学侧重研究的是后两个方面，而侧重研究第一个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可以相应地、不含贬意地追称为“消极心理学”。在较早的传统心理学研究中，这三个方向的发展是|渐为大众熟悉和接受之后，社会文化的比较均衡的，但20世纪的大战，特别是二战，给西方世界带来的精神创伤，使得对于消极心理和精神疾患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而上一个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学说又为研究人类的深层心理和精神创伤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与社会大众的急切需求结合，促成了消极心理学理论迅猛发展、心理治疗盛极一时的局面。

两次大战对整个世界而言犹如两次巨大的地震，令人们的精神家园支离破碎，正是现代心理学理论和治疗实践从其力所能及的方面支撑了饱经沧桑的人性、社会和文化。但是，现代心理学研究也因此几乎成为消极心理学的一统天下，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探讨心理障碍机制，如何有效地测评和治愈精神疾患，战争、滥用药物、家庭离异、暴力和虐待等环境压力对于人类精神的负面影响等方面，前面提到的统计数据正说明了现代心理学在研究方向上的偏颇。心理学逐渐成为一门“受害者科学”。

心理科学发展的这种“应激反应”，随着战争伤痕的逐渐愈合，逐渐显露出其过犹不及的偏颇和不足来：心理学研究绝大部分的精力、经费集中耗费在三大使命中的一项上，不仅忽视了其余两项对人类发展也许更为重要的、更为高远的使命，而且就预防和治疗心理疾患言，一边倒的研究方向也造成了寻求预防和治疗手段的视野局限。另外，科学研究和社会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当消极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和手段逐渐为大众熟悉和接受之后，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例如我们开头提到的大众文艺作品)也自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消极心理学的畸形繁荣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于人类消极心理和人性阴暗面的过度渲染，反过来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消极情绪的心理触媒，甚至使一般大众在价值体系中将心理和精神的某些异常现象逐步接受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消极心理学研究的这些问题在其内部已经得到一定重视，心理学家因此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比如，新精神分析学派就从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的泛性论立场上有所退却，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其侧重点也逐渐从潜意识转移到意识层面，从本我转移到自我领域。只不过这些还不足以使心理学研究走出其研究大方向选择上的偏颇。直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塞利格曼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心理学家开始真正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人类的积极心理。

塞利格曼从1 997年起担任APA主席，1998年正式提出“积极心理学”的概念，并连续发表论文倡导积极心理学，这犹如打开了忘却已久的闸门，引起心理学界的广泛兴趣。进入新世纪，几大心理学研究的权威刊物相继为问世只有几年的积极心理学出版专刊，一些基金会设立了积极心理学奖，鼓励最杰出的青年心理学投入更大的精力来研究人类积极心理。实践方面，在当前积极心理学的大本营美国，五花八门的与积极心理学相关的、或以积极心理学思想为基础的各种科研商的培训几乎是一夜之间涌了出来。积极心理学的创立和发展最终使人类的心理科学走出大战的阴影，回归到均衡研究的传统上来。

发现快乐的力量

积极心理学是在研究对心理疾患的早期预防过程中萌芽的。在心理预防机制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遗传或环境因素不理想的情况下，对心理缺陷进行有效治疗和修正几乎是不可能的，要防止这些个体出现可能的心理疾患的最有效手段是“积极预防”，也就是将努力的重点转移到塑造这些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方面。人类自身存在着抵御心理和精神疾患的内在力量，例如勇气、主观幸福感、信仰、乐观、毅力、快乐、希望、人际技巧、信任、感恩和宽恕等。积极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积极心理品质与消极心理品质之间则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

在这样的心理学思想影响下，积极心理学在临床心理治疗方面超越了针对心理缺陷和创伤进行修复的心理治疗技术，把更大的精力放在对患者灌输希望、塑造其正面的心理力量、培养积极的人际关系和善用语言技巧方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要对患者表示“我们到此为止”的意思，积极心理学家一定会使用“我们正好可以休息一下”等更加积极的技巧性语言。让人们处于快乐和有现实感的乐观情绪中，抵抗和克服消极情绪的力量就显著地增强，这就是快乐的力量。

在主观心理层面上，主观幸福感、乐观主义、健康与情绪的关系等问题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中得到重视。积极心理学发现，人类的主观幸福感决定于个体对于发生在其身上的客观事件的解释和评价，而不是决定于客观事件本身。乐观主义倾向从积极的方面解释外部事件，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主观扭曲了客观事件本身，但研究发现，高乐观主义的个体更容易获得情绪和生理的健康，更富有耐性，容易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个人成功。适度的乐观主义，也就是不失现实感的乐观主义，最有利于增进心理和生理的健康。

在人格培养等个体层面上，积极心理学将人类看作是自我管理、自我导向、对环境善于适应的整体。积极心理学认为，自决对于个体是极为重要的，满足了自决需要的个体能够建立良好的内在激励机制，也就更乐于接受挑战。对于天才儿童的研究也证明了白决的重要作用，天才儿童往往是早慧的、自我激励的，出生于适应性、支持性良好的家庭，并在其富有天赋的方面表现出过人的自决，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文化和群体的层面上，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类正是在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的积极心理品质，这一品质对人类具有增强潜能发挥和自我生理心理保护的功效，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得到支持。

与精神分析学派在发展的最初就出现弗洛伊德这样的理论大师不同，积极心理学目前的研究是相当分散的，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众多投身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又基本从消极心理学的传统素养中脱胎而来，一时难以摆脱消极心学的话语环境。目前的研究从积极心理品质的基础机理、作用机制、对人格的塑造等基础研究和实验，一直延伸到比较复杂的个体与社会文化关系等研究领域。同时，积极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其实践的发展。目前，在心理治疗、教育心理研究领域直到商业性的素质和技能培训领域，尚未发展成形的积极心理学已经被广泛应用，也许是过于广泛了。例如在最近几年商业机构对从各级管理人员到市场营销人员的培训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积极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但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传销企业的内部培训就是其中比较极端的例子。

在科学和文化之间

相对于现代心理学，积极心理学更倾向于将人类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研究，在研究时也倾向于将个体置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来观察和检验。就主观幸福感而言，这是积极心理学研究最集中的心理品质之一，但对生活意义的不同理解、不同文化带来的价值观差异等，都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带来关键性的影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比以往的心理学研究更多、更早地涉及了社会文化的诸多领域的复杂问题，可以说，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是行走在科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文化的差异、社会价值观念的悬殊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成效和研究方向。这一方面对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设置了难度和挑战，另一方面也为其发展创新伏下了广泛的可能性和广阔前景。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辉煌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厚的心理学遗产，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源于西方科学传统、服务于西方社会需要的现代心理学如何与中国文化互动和融合，始终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艰难任务。积极心理学的崛起和发展，为这一任务带来了更加紧迫的挑战和机遇。可能的情况是，相对于现代的消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更加契合中华文化中某些基本因素，积极心理学的观点更容易与中华传统的心理学思想得到共鸣。孟子日：“吾善养浩然之气。”这种基于性善论的人性修养观念与积极心理学基本立论之间应当存在某种契合的内容。同样，中华文化中提倡的“恕道”、天人合一思想、以孝道为基础的家庭伦理观念等等，从积极心理学的全新角度来解读，肯定能够展现出其出人意表的文化心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