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造物主把男人和女人送到地球上来,令他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秩序与规矩繁衍生息:男人专事户外劳作,女人在家养儿育女。由于女人不必像男人那样到野外去经受风吹雨打,更不必以刀枪去对付禽兽和敌人,因此她压根儿就不具备有男人的那种勇猛、刚毅和进犯性。她依赖男人养家活口,内心自然得充满归顺与感激之情;她的一生在抚育幼小生命中得到滋养,母爱的充实使她如小鸟依人。这种“天然合理”的两性秩序持续了上万年,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并得以完备。及至封建宗法时代,男性的“责、权、利”和女性的“贞、善、美”被一套严格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刻版下来,于是,男主女从不仅是天然合理,而且是文明之必需。在那种“文明”模式中,男人按照“河西虎啸”的权威形象去成事,女人则按照“小鸟依人”的乖顺模式去修身。历时数千年的封建礼教,以双重标准让男女各就各位,若有“错位”之嫌,便要兴师问罪。
如果历史的车轮永远停留在那种“文明”时代,女性也就会永远地乖巧温顺、小鸟依人,男主女从,夫唱妇随,倒也天下太平。然而,文明的列车终归要向前行驶,于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天然秩序被冲破了:女性走出家庭的樊笼,到社会劳动的舞台上去与男人一比高低;女性公然闯入了过去本属于男人的领地,要求分享他们的地位和权利。由于现代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和对社会发展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过去纯属男人的那些“责、权、利”必然会由女人们分享一份:由于女性在社会舞台上与男性扮演相似的角色,传统上属于男人的那些角色习惯和角色心理也必然在女性身上有所反映。
然而,男主女从的社会历史毕竟太悠久,女性“小鸟依人”的传统形象毕竟被人们记忆得太清晰,男人期待女人逆来顺受的心理积积淀毕竟太深厚,清除起来实属不易。以至于到今天,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女性基本上还是弱者、忍耐者、二等公民:女人顺从男人、依傍男人、辅助男人、关爱男人、容忍男人、受制于男人,依然是普遍的社会事实。即使女人有着不比男人逊色的事业,不比男人低下的地位,不比男人少有的钱财,她们仍然得争做“贤妻良母”,时时要提醒自己:你是女人,千万别扫了男人的威风;你为人妻为人母,千万别懈怠了自己的角色;如果真的不得已而对丈夫孩子有所不周,别提心里有多内疚、多后悔、多担忧,多负罪。
不错,事到如今,确实有些职业女性在丈夫面前已不那么诚惶诚恐了,她们竟敢和丈夫分庭抗礼,甚至争吵时放大嗓门儿,全然没有了“小鸟依人”的风范,一改昔日乖巧温顺的女人“天性”。这是为什么呢?莫不是她们经济独立、社会地位上升,心态改变,不再甘心丈夫在家独享优势?是的。难道这不是女性在时代变迁中合乎逻辑的进步吗?然而,正是这种进步,超越了某些男人的觉悟水平。他们不习惯妻子分享权利,因为当家作主的特权曾经只属于男人;他们不习惯操持家务、照料孩子,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曾祖父、祖父、父亲做过这种“女人家”的事。所以,即使职位与收入都超过丈夫的妻子,多半仍旧不得不独自承担家庭主妇之责。男人上一个班,女人上两个班,双肩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正是现代职业女性对家庭生活不满的常见原因。这种不满,最可能发泄到丈夫身上,轻则唠叨,重则怒吼,于是就有了女人“河东狮吼”之说。现代女性的这种“一反常态”,打破了千百年来男主女从的秩序与平衡,既引起了男人们的惊恐,也引起了女性自身的疑虑。
在被迫竞争与快节奏的生活与职场压力下,现代男女都平添了许多疲惫和压抑、烦恼和焦虑。这些折磨人的情绪,需要渲泄出来,以求心理健康与安宁。而家庭,恰恰是进行“转移性渲泄”的最佳场所;配偶,则是最适宜的渲泄对象。
怒吼或喧嚷,不过是一种宣泄的形式,目的在于缓解压力,放松神经。这种渲泄,对于现代社会的男人和女人本来都是正常之举;况且,频于社交的男人往往还容易找寻别的宣泄场所,而不得不专心于家庭的女人对丈夫发泄内心积郁,则几乎是别无选择的途径。但是问题在于,男人的“河西虎啸”,早已被视为自然,甚至必需,非此便不足以证明雄性的威风;而女人的“河东狮吼”,男人则总感不成体统、不合情理:与昔日的“小鸟依人”相比,眼前这头“河东吼狮”倒了男人的胃口,灭了男人的威风。管她出于什么原因呢,丈夫扭头走开扬长而去就算恭敬,污言秽语、拳脚相加,也并非罕见的情形。
当然,不排除个别女性“矫枉过正”之举,她们或出于无奈,或存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把千百年来男人对女人的不良行为用来回敬男人。在她们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出昔日“男尊女卑”的阴影:既然女人在外面争不过男人,那么在家里发出“河东狮吼”便成了某种补偿方式。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女性所为,不具代表性。
总之,现代女性多半不可能再做传统男人所要求的那种“小鸟依人”状;某些职业女性的所谓“河东狮吼”有其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和时代特征。要改变男性“河西虎啸”的特权和避免女性“河东狮吼”的报复,就必须推进真正的两性尊重、男女平等。对女性“小鸟依人”的怀旧和对“河东狮吼”的放纵,都会加剧两性世界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