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妇产科李医生谈起当今少女的性健康问题，她颇感无奈地向我讲述了一桩往事。

    “去年暑期结束前，一位高中生模样的少女来门诊看病，说是两个月未见月经，并有阴道骚痒。经过化验检查，她已怀孕，伴有尖锐湿疣。我建议她尽快做人流，并表示希望让她母亲陪她来。她当即生气地表示：‘堕胎是我自己的事，干嘛要告诉家里人？我自己有钱！’一周后的一天清晨，少女急匆匆来做人流，后面跟着个一脸稚气的小男生。‘大夫，快点给我做吧，我还要去上课呢！’少女不耐烦地催促叫号的护士。手术倒是做了，但医生未料到十天后她母亲找上门来，问她女儿到底在这里治了什么病，称其从医院回去后就头晕腹痛腿软，已无法坚持上学了，还说要向上级投诉。在此情形下，我不得不把实情告诉了这位母亲。她当即目瞪口呆，还说医生侵害了她对女儿求医的知情权，弄得我啼笑皆非。这件事在医院引起了一场关于未成年人隐私权与家长知情权的争论。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至今也弄不明白，遇到上述情况究竟该如何处理？”

    李医生的问题把我也难住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确宣称了孩子有隐私权，但却无具体表述。据说西方国家少女堕胎时，若本人不同意，医生是无权告知其父母的，但那里人流免费，且有“少女之家”等公益机构帮助其人流后的康复，还有心理专家辅导其平息情绪。

    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少男少女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支付流产费用及保障其后的营养需求，也无独立的场所提供身心康复的条件。少女术后的一切生活都得父母照料，若发生了意外若不属医疗事故，也只能由其家庭承担损失。“青苹果”热线曾接到一位母亲的电话，称其十五岁的女儿去做大月份引产发生意外，结果子宫被摘除。此前父母对其怀孕一事毫不知情。那位母亲求我们帮她女儿讨公道，一想状告医院，二想向男方索赔。可是经我们详细了解，与她女儿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有两位男生，均是未成年人，不能承担法律责任。至于医院方面，称术前已将可能发生的危险告知了家长，并有签字为证。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如今，青春期少男少女性冒险行为屡见不鲜，暑期结束时,是少女人流的高峰期。大月份引产甚至生下足月婴儿的事时有所闻。北京某重点中学高二年级一名17岁的优秀女生,竟在卧室里将新生儿扭断脐带后扔出窗外,触犯了刑律,被判两年劳教。

    诸如此类的案例，总是引发两方面的争论。一是少女怀孕到医院检查和做人流手术，究竟医生应不应告知其家长？谁替他们签字？二是要不要把避孕套的作用及使用方法向中小学生广而告之？

以我个人的拙见，我认为医生若发现十八岁以下的少女怀孕或要求做人流手术甚至大月份引产，一定要说服她告知其父母或她认为可以为她负责的其他亲属，有长辈签字并听取医生交待注意事项后方可实施手术。当然，医生面临的困难可能是少女瞒报年龄或索性遛走。但若医生能耐心说服当事人，约见家长后又能向家长做好思想工作，让少女术后得到适当的休息和营养，就可以减少后患。须知，今天的少女是明天的母亲，谁来保卫下一代母亲的安全与健康？一来因为性交避孕是具有隐私性的行为，不宜由学校向中小学生广而告之；二来性教育还需个性化与针对性，怎样讲才是适时、适度、适当的，因人而异。一个年级的中学生可以读同一本数学、语文课本，但未必适合同一个标准的性教育。张三觉得已属“小儿科”的避孕套，李四可能觉得很受剌激或羞辱呢。在这方面，可由父母针对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而施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实施“青苹果”性健康教育项目时，把“扫盲”的重点放在家长群体的原因。再说，那些冒险发生性关系而导致怀孕堕胎的少男少女乃至大学生，真的是因为不知道有避孕套这回事吗？知道了他们就不去冒险吗？避孕套能否保护少男少女心理的健康与安全？未成年人能否为自己性冒险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他们究竟缺少怎样教育？教育有其本真的目的吗？现在，一提到价值观、道德、人格之类的词汇，“前卫”的性学家们便嗤之以鼻；他们热衷于性开放、性自由、性权利，“性福”之类的时尚，把婚前婚外的性关系统统视为个人自由与权利范围内的事，甚至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不加区分，连人类与低等动物的界限也消失了。如今，性病、艾滋病在全球肆虐，无痛流产与不孕不育相伴而行，一夜情与闪婚趋于时尚，通奸与情杀屡见不鲜，这一切，难道与“前卫”专家鼓吹的和媒体热衷炒作的“性自由”无关吗？如此下去，人类的下一代究竟将走向新的野蛮还是创造更高层次的文明呢？

感慨之余，呼吁社会各界关爱生命，如果遇到以上类似情况，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及时向相关专业人士咨询，帮孩子，帮自己走过这段煎熬的历程。